“一期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种类包括中国画、油画、雕塑，“二期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种类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本文只讨论绘画作品)。

　　“一期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艰苦卓绝奋斗的历史，基本上以写实风格为主，也部分吸收了中国古代与现代艺术元素。中国画作品大多传承了“徐蒋体系”的新历史画传统，融合了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与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同时采纳了中国古代壁画、现代构成等艺术元素。例如，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融合了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同时吸收了敦煌壁画的装饰元素。胡伟的《陈独秀与〈新青年〉》，把准确的人物造型、精致的笔墨色彩与新材料技法结合得相当完美。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烽火》，以超时空的构成手法组织画面。施大畏的《永生》也采用了超现实的表现主义手法。袁武的《东北抗联》在写实人物造型与写意水墨韵味的融合上个性风格非常明显。韩书力的《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糅合了工笔重彩人物与西藏唐卡的特点。油画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写实造型方面更占优势。例如，何红舟、黄发祥《启航》中的中共一大会议代表，陈坚《共和国的将帅们》中的开国元勋，谷钢《大庆人》中的铁人王进喜，都造型精确，形神兼备。中国画吸收了油画的写实造型，油画也吸收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詹建俊、叶南的《黄河大合唱》，融合了油画的写实造型与中国画的写意精神，那种粗犷奔放的油画笔触、交响乐般轰鸣的色彩，与作品的主题完全吻合。全山石、翁诞宪的《义勇军进行曲》也以写实与写意融合的手法，表现了中华民族危亡关头万众一心、慷慨赴敌的悲壮场面。许江等人合作的《1937.12.南京》，以触目惊心的浩大构图和阴郁惨淡的晦暗色调，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宋惠民等人的《辽沈战役•攻克锦州》群像组合与个体描绘异常生动。陈树东、李翔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写意式构图和表现性笔触十分突出。俞晓夫的《鲁迅在上海》表现主义的色彩更为浓厚。陈宜明的《青春记忆》透露出一种单纯、朴素、动人的诗意。赵振华的《抗击非典》色调纯净素雅，人物表情庄重。

　　“二期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出现了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新的趋势，那就是当代历史画创作正在更加明显地向中国历史画传统回归。大概是因为这些表现中华文明古代历史题材的作品，比表现近现代历史题材的作品需要更多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宝库，搜集和运用大量中国历代文献和图像资料，借鉴中国古代艺术的传统图式和笔墨技法，所以更加接近或者说更直接地延续了中国历史画传统。虽然许多作品仍以写实风格为主，但更多地汲取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和多种绘画形式，凸显了中国历史画独特的民族化的审美价值，也呈现更为多样化的艺术个性。中国画作品大多传承了中国古代历史画传统，在融合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之外，更强调中国画的笔墨技法，更广泛采纳了中国古代壁画、工笔画、写意画、民间版画、画像石、唐卡等艺术元素，甚至有些作品直接化用了中国古代历史画的元素。例如，冯远的《屈原与楚辞》，在诗人屈原的造型上借鉴了陈洪绶的木版画《屈子行吟图》，画面上众多人物和景物参用了中国古代壁画和卷轴画的多种画法，大胆驰骋超时空的幻想，充分表现了屈原的楚辞名篇《离骚》上下求索的浪漫精神。刘大为的《张骞通西域》，笔墨酣畅的人物马队擎旗拥旄，迤逦出使，节奏轻快，动感强烈。杨晓阳的《唐太宗纳谏》的人物明显吸收了阎立本的《步辇图》和唐代墓室壁画的造型。唐勇力的《盛唐书画艺术》直接化用了张萱和周昉的唐代仕女，马鑫等人的《汴梁繁盛图》也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又有所变化。胡永凯的《中华武术》综合了民间版画或年画的诙谐夸张的造型。刘健等人的《黄巾起义》从东汉画像石汲取了造型灵感。孔维克的《王阳明心学》人物造型简约，并以题款表达抽象的“心学”哲理。袁武的《大风歌》笔墨传神，崔晓柏的《胡服骑射•武灵阅兵》人马生动，王珂、王巍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气势宏大，张耀来的《宋代画院及书画大家》设色典丽，高云等人的《永乐修典》虚实相生，焦洋的《指南针与航海》装饰精巧，王明明、李小可等人的《长城秋韵》新意盎然。拉巴次仁等人的《三大英雄史诗》三联画翻新了西藏、内蒙古、新疆的传统唐卡、壁画等绘画形式，异彩纷呈，极其壮丽。油画作品也向中国古代绘画的精神靠拢，营造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同时也没有丧失油画语言自身的特性。例如，王宏剑的《楚汉相争•鸿门宴》犹如一幕情节紧张的戏剧，人物个性鲜明、动态逼真，油画特有的明暗光影增加了戏剧的惊险氛围。徐里等人的《范仲淹著〈岳阳楼记〉》、张红年的《马可•波罗纪游》、时卫平的《元代泉州港》、孙韬的《郑和下西洋》、于小冬的《茶马古道》、封治国的《明代书画家雅集图》等作品，在写实造型与写意精神的结合上各有千秋。版画作品是“二期美术创作工程”引人注目的亮点。例如，邬继德等人的《雕版印刷》、代大权等人的《唐宋八大家》、戚序等人的《中华营造法式》、陈海燕等人的《宋应星〈天工开物〉》等作品，对中国传统版画元素和现代构成或拼贴等形式的借鉴和创新，似乎比其他画种更为深入。袁庆禄《史可法殉城》的人物表情也比一般写实绘画作品刻画得更为真实而深刻。

　　适应当代艺术展示空间扩大的需要，特别是“二期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全部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厅高堂，要求画面尺寸巨大，对画家驾驭大画的构图、人物组合与形象刻画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当代历史画创作如何塑造真实而深刻的历史人物形象。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历史画存在人物造型程式化、概念化的缺陷，而这种程式往往是受儒家礼教观念的制约。但优秀的历史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程式的局限，注意不同历史人物形象的刻画。

　　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的核心、主体和灵魂，历史事件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契机、背景或舞台。历史画并非历史事件的概念图解，而主要是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塑造真实而深刻的历史人物形象，是历史画摆脱图解历史事件的窠臼的根本出路。我们回顾一下欧洲、俄罗斯和中国历史画的经典作品，诸如大卫的《马拉之死》、热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石鲁的《转战陕北》、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等，那些历史事件本身固然震撼人心，但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和感染最深的恐怕还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在历史事件中塑造的真实而深刻的历史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