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是中国历史画的复兴期。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物画大量引进了西方写实绘画的素描造型技法，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画的传统面貌，逐渐形成了新的历史画传统。徐悲鸿是现代中国历史画的奠基人。他主张中国古典精神与西方写实主义的融合，强调“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在人物画创作领域钟爱历史题材。徐悲鸿的中国画《伯乐相马》《九方皋》《愚公移山》和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作品，采用写实手法描绘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借古喻今，言志抒情，寄托着画家对精英人才的爱惜、对民族精神的呼唤、对社会现实的讽喻、对仁人志士的景仰。因为徐悲鸿具备精湛的写实素描造型能力，并以真实的模特写生从事创作，所以他的历史画人物形象逼真，摆脱了古代人物画的程式化造型。徐悲鸿的弟子蒋兆和的中国画《与阿Q像》《流民图》等作品，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表现民生疾苦，在素描造型与笔墨技法的融合上更加深入，完善了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徐蒋体系”，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画创作。与“徐蒋体系”中西融合的水墨人物画不同，傅抱石醉心于楚辞唐诗意境的诗意人物画或历史故实画，取法于中国传统人物画的造型图式和笔墨技法，脱胎于顾恺之、吴道子、陈洪绶。傅抱石的中国画《屈子行吟图》《九歌图》《丽人行》《琵琶行》等作品，笔墨豪放，设色古雅，线条柔韧飘逸，人物造型风神潇洒，表现了画家的爱国热忱和文人风骨。民国战史画家梁鼎铭的油画《北伐史画》《南昌战绩图》等作品，直接为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宣传服务。唐一禾的油画《七•七号角》吹响了鼓舞全民族抗战的号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历史画创作也开始呈现复兴的气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赞助下出现了革命历史画创作的高潮。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王式廓的《血衣》(素描稿)、侯一民的《刘少奇和安源矿工》、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全山石的《宁死不屈》等油画和石鲁的《转战陕北》、王盛烈的《八女投江》等中国画作品，创造了新中国历史画的红色经典。同时，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指引下，中国古代题材或神话题材的历史画也比较流行。徐燕孙的《兵车行》、刘凌沧的《赤眉军无盐大捷》、任率英的《嫦娥奔月》、王叔晖的《西厢记》、潘絜兹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刘继卣的《大闹天宫》等工笔重彩人物画，题材符合时代要求，造型生动，线描精微，设色鲜丽，格调清新，也堪称现代中国历史画的经典。这些经典作品至今仍可以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画创作学习的范例。

　　中国历史画传统对当代历史画创作的启示，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即历史画的教育功能、审美价值和艺术个性。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历史画的教化功能，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教育意义，这是历史画的核心价值。历代有识之士也非常重视历史画的审美价值。历史人物是历史画的中心，历史画的审美价值集中体现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国历史画传统中有许多塑造人物形象的宝贵经验，顾恺之的“传神”论，谢赫的“六法”，张彦远的精辟论述，李公麟的诗意表现，梁楷的减笔人物，任伯年的融合画法，徐悲鸿的素描造型，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不是轻易臧否。中国历史画传统也重视艺术个性。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人物画的风格和笔法各具特色。张萱、周昉、唐寅、仇英同样画仕女，丰姿意态有别。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与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同一题材构图大异。梁楷的《太白行吟图》与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画的都是浪漫诗人，笔墨和造型迥然不同。徐悲鸿与不同体系的傅抱石的笔墨不会混淆，徐悲鸿与同一体系的蒋兆和的造型也容易分辨。这都是值得我们当代历史画创作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当代历史画创作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历史画创作扬弃了“文革”时期“三突出”的单一模式，在以写实风格为主的绘画中力求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一批怀念深受人民爱戴的开国功臣的历史画，如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郭全忠的《万语千言》等中国画，张祖英的《创业艰难百战多》等油画作品;还有一些反思“文革”历史悲剧的历史画，如程丛林的油画《1968年×月×日雪》等作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当代历史画创作在继承中国历史画特别是现代历史画传统的基础上，也吸收了西方现代表现主义、构成主义等艺术手法。此期的历史画代表作，油画有闻立鹏的《红烛颂》、陈逸飞与魏景山的《蒋家王朝的覆灭》等作品;中国画现代题材的有周思聪的《矿工图》、王迎春与杨力舟的《太行铁壁》、刘大为的《晚风》、冯远的《世纪智者》、胡伟的《李大钊、瞿秋白、萧红》、赵奇的《九一八》，古代题材的有王子武的《曹雪芹》、马振声的《陆游》、李少文的《九歌》、谢振瓯的《大唐伎乐图》、杨晓阳的《丝绸之路》等作品。沈尧伊的大型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被誉为“长征史诗”。虽然有这些历史画佳作陆续问世，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当代历史画创作的总体态势却逐渐低迷。

　　21世纪初叶，在国家赞助下我们相继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05—2009)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1—2016)。本文为行文简便，前者简称“一期美术创作工程”，后者简称“二期美术创作工程”。这两期“美术创作工程”不仅使当代中国历史画创作走出了低迷的困境，而且把当代中国历史画创作推向了新的高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历史画传统的复兴。中国历史画传统强调的教育功能、审美价值和艺术个性，在当代中国历史画创作中获得了新的阐释、表现和发展。

　　“一期美术创作工程”的题材聚焦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二期美术创作工程”的题材从1840年上溯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这两期“美术创作工程”首尾衔接，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精神图谱，一部普及中国历史教育的形象化教材。当代中国正处于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中，我们特别需要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当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评价和反思自己的历史，弘扬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国睦邻、自尊自强、艰苦奋斗、善于吸收、勇于创造的精神。一个淡忘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尤其对历史记忆淡漠的青年一代来说，我们更有责任帮助青年恢复历史的记忆，重建精神的价值，增强是非善恶的鉴别能力，更加清醒地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在社会教育意义上，这两期“美术创作工程”正是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节点上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价值的重建工程。在“一期美术创作工程”的题材中，正面表现国民党军队抗战的题材，突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画创作的禁区，表明当代中国历史画创作更为关注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民族意志。在“二期美术创作工程”的题材中，经济史、文化史题材远远超过了政治史、军事史 题材，这与当代国际史学界从侧重政治史、军事史研究向侧重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转移的学术方向一致，也表明当代中国历史画创作更为尊重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