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批判、挑战，背起历史的重负，体验生命的悲剧情境，凝聚成新的精英力量[11]。精英艺术的复苏与重建，势在必然。精英艺术的创造者与接受层在互动中产生与壮大。精英艺术寻找着自己的知音——哲学家、文化与社会学家，研究生与大学生，艺术家自己，还包括一些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和新型的社会管理者等等，他们又正是精英艺术产生的背景和氛围。

　　精英艺术的重建不免艰难曲折。幼稚、粗糙、模仿性、双重性格、伤痕、病态、牺牲，都会重叠在它的起步甚至升华过程中。它的周围，也难免不绝于耳的呵斥、诅咒和嘲笑;至于孤独和苦闷，大约会永远与它相伴。

　　但是，它从一开始便与既往的通俗大众艺术有深刻区别——首先是对艺术精神性的追求，其次是对革新语言符号的创造性探索，第三是艺术自律性(不单指形式)与独立性意识。这三个方面赋予它们以闪光的生命力：在历经蜕变、自我反省和种种磨难之后，就会走向成熟。将会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理论家和伟大作品出现，风格流派在纷争中各自独立发展，精英艺术在整个艺术格局中的领导地位将被确认。也许这还要有一段十分艰难的里程，但它终归是要出现的，因为这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可能，也是迫切需要。

　　除自身的粗糙和脆弱性之外，当代精英艺术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一种新的通俗大众艺术的挑战。自从商品经济开禁以来，艺术生产与消费就急切地向商品和金钱求爱。销售、出版、展览、演出甚至艺术家本人的身价，都不能不接受营利的无情审查。

　　对购求者的适应乃至迎合旋即成为生存发展的需要。主要消费对象是城市中等文化群众及被商品大潮卷入城镇、逐渐市民化的农民，还有海外的旅游者和画商(多非收藏家)。他们的鉴赏需求，主要是以欢悦、刺激原则制造的艺术品，或者可作为中国“土特产”、“观光纪念品”的行货。因此，和牛仔裤、迪斯科一起流行的，是流行歌曲、美人挂历、月份牌年画、娱乐片、言情小说、暴力文艺、甜俗的油画、复制性的中国画和种种小工艺品……包含性挑逗的视觉艺术和性文学也骤然抬头。如果把10年前的大众化文艺叫做硬性俗化(靠政治强制)，那当今的通俗文艺则可称为软性俗化(靠钱的魅力)。

　　为了迎合顾主，大批艺术家降低标准求售，放弃艺术与精神性的探索，营利、畅销也成为出版、展览机构的方针，大量艺术品转换为复制品，纯粹的创造更加孤立。可以说，这种软俗化虽然给作者与消费者带来舒适快乐，但其本性却是和艺术的精英性相背离甚至敌对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通俗艺术也泛滥成灾，但它们也有补偏的办法，那就是把精英艺术和通俗的行货区分开，把以获利和单纯娱悦为对象的展销和艺术收藏分开，把咖啡厅艺术和音乐厅、博物馆艺术分开。中国尚无以文化中产阶级为主顾的艺术消费对象，又没有建立起销售艺术品的管理体制与正常渠道，精英艺术只好和通俗行货一同涌入市场。

　　艺术家面对着两难的选择和人格的分裂。中国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如此之菲薄，今天借通俗艺术挣些钱，生活好些，难道还有可指责的么?而且，没有经济的自立就无法维持再生产，难以支撑人格思想的自立。

　　可是，降格，阉割自己的才能与创造性，使精英性沦丧，不是更悲哀的事么?一面是通俗艺术作者的红火富有，一面是精英探索者的贫穷孤寂;一个吮吸着欢乐，一个品味着痛苦。如何克服这种两难和分裂的境遇呢?

　　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做起：第一是纯化与强化精摹艺术。这需要艺术家自己与文化精英层两方的努力，包括国家文化艺术部门的支持。自重、自爱，保持精英艺术的严肃性，克服嬉皮士、雅皮士式的“玩艺术”行径，坚持不懈地探索、追求下去，是精英艺术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条件。二是提高通俗艺术的水准。要建设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就不能满足于大众化，还必须“化大众”，用高尚、纯净的精神产品提高大众的素质。在现代中国，完全用商品规律支配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是危险的。三是艺术家在目前时期可以过“两栖生活”，兼通俗艺术与精英艺术创作于一身，把挣钱与艺术追求尽可能区别开来。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并无绝对的界限，精英艺术家创作通俗艺术作品，有益于通俗艺术的提高，问题在于精英艺术家不能一味地降格迎合。四是提倡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结合，即把探索性与适应性，精神性追求与娱乐性满足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兼具两种品质的作品。影片《红高粱》就是这种结合的成功典型，美术创作可以从中受到启示。